足球背后的政治诉求_足球 政治

1918年，巴萨俱乐部加入加泰罗尼亚地区脱离卡斯蒂亚政权，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首次成为一股政治力量。1925年，巴萨球迷狂嘘西班牙国歌，米格尔?普利莫?德?里维拉的军队关闭这家俱乐部长达6年，并勒令其创始人甘伯一家离开西班牙。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弗朗哥将军的警察拒捕并枪决了时任巴萨主席的约瑟普?索诺尔，缘起于他试图拜访保卫马德里，防御右翼势力的共和党军队。加泰罗尼亚人激烈反抗佛朗哥政变，而当他们的反对声音终于被镇压，将军的军队竟悍然炸毁了保存着巴萨俱乐部奖杯的小楼……在弗朗哥执政的36年期间，巴萨俱乐部与西班牙政权之间摩擦不断。独裁政府强令巴萨更改俱乐部名称，并终结了其直接选举。但巴萨的球场仍是10万加泰罗尼亚人齐聚，发泄对弗朗哥怒火之场所——后者克制地没有处决这些反对人士。

弗朗哥是一个足球迷，皇家马德里是他最爱。1943年（内战结束四年后）国王杯半决赛，皇马与巴萨狭路相逢，巴萨首回合3:0获胜，但在次回合比赛前，弗朗哥的国家安全主管走进更衣室，警告巴萨球员说，国家允许他们重返西班牙已经是巨大的慷慨！——巴萨曾支持战时流亡政权。彼时弗朗哥政权常暴力惩戒持不同政见者，其言语中的威胁意味再清楚不过了。巴萨次回合1:11惨败。

20世纪50年代初期，巴萨两次力压皇马赢得西甲冠军，但1953年，两家球会都试图与阿根廷球星迪?斯蒂法诺签约，弗朗哥控制的西班牙足协介入并解决了双方纠纷，此事以迪斯蒂法诺加盟皇马作结。而从1956年到60年代，后者带领皇马连续5年夺得欧洲冠军奖杯，助其成为全世界最杰出的球队之一。

“当我与马德里的历史学家们交谈时，他们总是问我，究竟是皇马操纵了军队，还是军队操纵了皇马？”巴塞罗那大学历史学家查尔斯?桑塔卡纳说。马歇尔计划并未惠及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中性的盟国遭国际社会孤立。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弗朗哥与前盟友之间的关系开始解冻，并与1955年得到联合国的承认。皇马受惠于此。“从欧洲杯开始，足球成了西班牙政权展示自我的一种方式，他们想说，‘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我们举足轻重。’”桑塔卡纳解释。“一位外交部长曾说，皇家马德里是西班牙的最佳大使。”

20世纪70年代初，在弗朗哥专政的最后几年里，巴萨的命运迎来转折。当时，一系列的幕后交易将荷兰球星约翰?克鲁伊夫“送”到了巴塞罗那。在迪斯蒂法诺转会争议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足协禁止俱乐部与外籍球员签约——除了那些移民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裔的后代。1971年，西足协通过了38名这类球员加盟西班牙俱乐部的申请，却拒绝为巴萨的两名同类引援放行。巴萨怀疑足协针对自己，就派了一名律师赴拉美，专程审查那38名球员的移民文件，据桑塔卡纳称。“（38人中）只有1名球员有合法的文书、文件。”这位历史学家说。“其他人材料都是伪造的。巴萨俱乐部向西足协出示了这份调查，并与后者达成协议：只要足协解除针对外籍球员的引援禁令，巴萨永远不会公开调查结果。因此，巴萨在1973年与克鲁伊夫签约。”

作为现代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克鲁伊夫的态度与身材一样挺拔，并且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说自己永远不会考虑加盟皇马，因为后者与弗朗哥瓜葛甚密。在巴萨处子赛季，26岁的克鲁伊夫率领球队时隔14年重夺西甲冠军，更曾客场5:0战胜皇马。“那场比赛具有历史意义，年纪较大的球迷至今还会为那天欢呼。”前巴萨冰球运动员萨姆?拉德内尔说。1997年前，拉德内尔一直在巴萨居住，目前他是克鲁伊夫基金会的管理者之一。“加泰罗尼亚文化被包裹在谈判和协议中。”他说，“加泰罗尼亚并非一个激进民族，他们在历史上从未赢得一次决定性的战略胜利。当约翰加盟时，人们仍不相信巴萨能够赢回昔日荣耀，而当他真正做到时，那种感觉就是：哇，难以置信！”

反观中国足球，曾经至少是亚洲一流，曾经至少在亚洲是叱咤风云，但是，如今却沦落到了亚洲二流都还是勉强的程度，而且这还是在举全国之力的体制之下的朝代。按理说，我们的足球市场化并不比韩国与日本迟，当初的势头也并不比他们差，然而，之间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了。真的应了那句中国的老古话：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中国足球这些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俱乐部制，除了造就了几个足协高层的贪官之外（当然，地方上的与俱乐部级的腐败者也不在少数），就是打假球、赌球，而那些场上所谓的“星”们除了足球不会之外，吃喝嫖赌样样都会。

中国足球职业化十年了，曾经如火如荼的联赛如今已是危机四伏。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道路到底该如何走？中超联赛该如何组织和运作？一直是传媒、球迷关注和议论的焦点问题。

老百姓有句土话：不为三分利，谁起早五更。在人们的市场意识如此强烈的今天，无利可图的生意又有谁做？如何提升中超联赛的市场价值，于足球界来说，的确是一件火烧眉毛的事情了。

十年甲A改版成中超。中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大家议论很多，见仁见智。本人也画了个草图，由于是缺乏论证的自由想象，故权且叫理想化的中超模式。

未来中超模式的主体框架由“五化”构建而成：一、多元化：就是职业俱乐部产权的多元化。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大多数是在体委管理、企业赞助的竞技运动队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虽然基本上都是有限公司，但这些公司要么是一家企业绝对控股，要么是体委继续行使管理职能。股权或决策权的绝对集中，严重地影响了俱乐部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俱乐部的工作目标完全服从于一家企业的发展战略，而这个目标是否符合俱乐部的长远发展，则完全取决于这家企业对足球产业的认识和对足球事业的责任心，其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俱乐部也难以形成独立一贯的发展战略和价值取向，短期行为实难避免。二是许多企业都是由于政府撮合或企业品牌运作的需要而介入足球的，一旦没有了政策的扶持或合理的回报，企业必然退出。股东的更替往往给薄弱的俱乐部财务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球队的稳定和长远建设。三是大股东大量资金的注入，造成了俱乐部对股东的过度依赖，市场化转变的过程极为缓慢。

俱乐部产权多元化后，可进一步开展俱乐部上市的试点。如果俱乐部上市成功，不仅对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扼制足球腐败问题也会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企业化：就是中超联赛组织的企业化。成立由中超俱乐部组成的中超联盟，由它负责中超联赛的组织管理和经营运作。中超联盟按企业组织形式构建，其根本任务是维护各俱乐部的共同利益，实现联盟整体效用最大化。中国足协由对中超的具体组织管理变为宏观管理和信息服务。

三、市场化：就是俱乐部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强队围着冠军转，弱队围着保级转”，十年联赛，年年都是这样的局面。俱乐部基本上都是以成绩为中心建立自己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甚至有的俱乐部只是简单地在专业运动队的管理模式上加一个广告公司。市场化要求俱乐部由成绩导向变为效益导向，成绩不再是目的，而只是获取效益的手段。要求俱乐部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管理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

四、职业化：这里特指狭义的职业化，就是球员实现了由竞技运动员到职业运动员的角色转换。表面上看，专业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都是在踢球，没有什么不同。但竞技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的使命是有很大区别的，真正认识到区别并在思想深处完成角色的转换可不像变更工作关系那样简单。专业运动员的主要使命是取得比赛的胜利，职业运动员的使命则主要是吸引更多的球迷。处处爱护自己的公众形象，时时记得对球迷负责就是对自己的饭碗和前程负责，这才算得上一个基本合格的职业球员。

五、法制化：就是足协、联盟、俱乐部均实现依法管理，形成法制化、规范化的体育经济环境。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过程就是足球作为一个产业进入市场的过程。足协要依法管理联盟和俱乐部，中超联盟要依章程、规则约束俱乐部，俱乐部要守法、依法经营运作。

“凡事有法可依，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负责”。职业联赛急需健全和完善这样一个法规、制度体系。

上述“五化”的形成、完善和不断发展取决于五个方面的成熟程度：一、政府对足球产业发展重大意义的认识程度。

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组织，它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属性，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因此，政府的认识及由认识而决定的态度、政策，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足球产业起着重大影响。职业足球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足球运动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职业化使足球不仅在为国家和地区争光、振奋精神、娱乐身心等政治、文化领域产生着更大的影响，而且在带动传媒、旅游、餐饮和体育用品等行业发展的龙头产业地位也日益突出。现阶段，中国足球产业尚处在投入期，它能否更快、更健康地发展从而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把足球经济当作新兴的龙头产业来对待和扶持。

二、群众性足球娱乐活动的发展程度。足球运动越普及，足球人才成长的基础就越扎实。参与足球娱乐活动的人口越多，足球市场的潜力就越大。有了优秀的职业球员，有了良好的市场，也就有了越来越好的职业足球发展的客观条件。

三、媒体、足球界对利益共同体的认知程度。职业足球的发展、高水平的联赛促进体育传媒的兴旺；体育传媒的推波助澜造就职业联赛的繁荣。两个行当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谁离了谁都可以活，但谁离了谁都活不“滋润”。足球界应主动与传媒沟通、交流，尽可能提供便利和服务，取得信任、理解和支持。体育传媒应给自己找到一个更高、更准确的定位，积极保护足球发展环境，努力培育和扩大足球市场。体育新闻如果成了娱乐“八卦”，毁掉的不光是职业足球，必定还有传媒本身。

四、体育中介组织发展的程度。体育中介组织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好比一台机器，职业俱乐部是主设备，中介组织是辅助设备。再好的主机，失去辅机，它很难正常运转；辅机的质量不高，它无法高效运转。

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职业足球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并受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程度的制约。

总起来说，对中国职业足球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建设要放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思考，许多问题并不是“足球”本身所能解决的。中国职业足球运作模式的改革完善要遵循职业足球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与发展的进程相适应，要有先进的理念、积极的态度、总体的规划、稳妥的步骤和扎实的工作，它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